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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岁的蔡澜结束了他“吃吃喝喝”的人生旅程。6月27日，微博认证账号“蔡澜”发布消息，蔡澜于6月25日在亲友陪同下，在香港养和医院安详离世。遵从其本人意愿，为免打扰亲朋，不设任何仪式，遗体已火化。
蔡澜1941年8月18日出生于南洋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州。他曾求学日本，19岁开始从事电影工作，辗转泰国、前南斯拉夫、韩国、西班牙等国，最终在60年代定居香港。蔡澜与金庸、倪匡、黄霑并称“香港四大才子”，如今四人均已离世。
作为最后一位才子，蔡澜有太多身份，知识分子、作家、电影监制、主持人、美食家……他说，活过最重要的是让人生变得好玩，“是我玩这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玩我。”在《十三邀》中，许知远问他如何平衡忧国忧民和享乐主义，蔡澜回答：“吃吃喝喝才可以平衡。”对于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享乐主义者意味着什么，蔡澜说：“你想通了什么都可以。”
蔡澜的潇洒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他一念之间放弃了干了40年的电影工作。实际上，蔡澜众多头衔中，电影人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但那是他故事的开始。蔡澜在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未毕业时就成了邵氏的驻日代表。后来他在电影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工作过，包括道具、木工、副导演、摄影助理等。
在他从影的那40年里，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而他监制的身份也让他结识了张彻、成龙、倪匡等知名人士。这些经历成就了最初那个潇洒的蔡澜。然而，随着香港电影在华语世界的流行，电影公司越来越注重投入产出，这为蔡澜的离开留下了伏笔。1997年左右，蔡澜问邵逸夫能否拍一部为了艺术的电影，邵逸夫反问为什么不能拍40部都赚钱的片子。听完这话，蔡澜突然发现自己不再喜欢拍电影了。
从电影行业抽身后的蔡澜转向了写作。实际上，蔡澜已经笔耕多年。1980年前后，香港文坛有一个共识：一个作家写专栏，不在金庸创办的《明报》上写，就没有江湖地位。为了上《明报》，蔡澜找好友倪匡喝酒，然后请倪匡帮忙向金庸推荐自己开个专栏。此后，蔡澜陆续成为香港各大报社的专栏作家，广泛爱好在告别电影后得以伸展。他一贯的努力让自己在每一个爱好上都做得有声有色——写字、品茶、做菜、篆刻、画画、走世界、办节目，每一件事他都认真地玩，玩得深入、玩得纯粹。
蔡澜的潇洒绝非轻浮。金庸说他“率真潇洒，对失落处之泰然”；倪匡赞他“虽魏晋风流，犹有不及”。他曾说：“人生不是拿来用的，是拿来叹的。”在讲究效率与结果的时代，蔡澜却用亚洲独有的老钱风——慢，来感受人生悲喜。
蔡澜的一生，就如同他案头闲章的字一样：少年子弟江湖老。他真正痛哭过的只有两次，一次是父亲去世，一次是恩师冯康侯离世。他的父亲蔡文玄是邵氏在新加坡的第一位职员，也是诗人、广告人、电影人。母亲洪芳娉则用甘草汤晶做芒果干，夜里由女儿摆摊卖，撑起一家人的生计。这样的家庭给蔡澜的性格刷上了底色：要有事业、也要有爱好，也得有钱。
当这三种底色凑到一起，成就了蔡澜创办的《今夜不设防》这一华语访谈史上最自由奔放的一档节目。这个节目始于倪匡的一段恋情。1989年，倪匡喜欢上了一个妈妈桑，经常拉着蔡澜和黄霑去妈妈桑的夜总会喝酒，为了帮助倪匡，三人决定搞一个深夜清谈节目，请最好看的明星当嘉宾。于是蔡澜与倪匡、黄霑把《今夜不设防》搬上荧幕，在节目录制之前，他们会先和嘉宾喝酒聊天，让嘉宾放松警惕。在节目中，香港人听到了张国荣讲抽烟、王祖贤讲情感，做了一场集体解压的盛会。
在他晚年的书写中，蔡澜常怀旧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说那时“贫穷却优雅，懂得享受”。他说那是“很有闲情的小乡村”，说得让人想哭。他写十三妹，一位不露面的越南华侨女作家，用了十年资料写小说《追踪十三妹》，在那个虚实交叠的故事里，他藏了自己全部的文化敬意。他说：电影拍完了，最怕是“没人看”。人生亦如此吧。好时光里，有人看见你、记得你，才不孤独。他写书、做节目、开餐厅、办展览，无非是想让“好东西”被更多人看到。
蔡澜有根刻着小人脸的手杖，那是他亲手为挚友倪匡挑选的礼物。倪匡去世后，早已磨旧的手杖成了蔡澜的随身物。他说：“我这辈子什么都玩过了。你问我有没有活过，我说：我活过。”这句“我活过”，如今读来已带几分离愁。那个不再回来的时代，那个知道怎么“叹世界”的人，已不在我们身边。但他留下的东西太多——200多本书、上百档节目、街角茶餐厅的合影、一道冬瓜盅、一个笑着的小杖头。
他在《老友记——后事》里诉说着自己的人生观：做人，还是不要刻薄自己，由小地方寻找乐趣，多抽烟、多喝酒，多讲笑话，后事，想那么多干个鸟？2018年，金庸去世时，蔡澜在纸上悄悄写下“一览众生”，如今，他也随着好友去到了一览众生之地。在金庸葬礼上，送给亲友纪念册最后一页，用了杨过最后一句话：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就此别过蔡先生。纵有不舍，但亦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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